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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一)指导思想。——立破并举,完善制度。——系统协同,稳妥推进。——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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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2022年3月25日)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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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二)工作原则

——立足内需,畅通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立破并举,完善制度。从制度建设着眼,明确阶段性目标要求,压茬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

——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科学把握市场规模、结构、组织、空间、环境和机制建设的步骤与进度,坚持放管结合、放管并重,提升政府监管效能,增强在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市场稳定、经济安全的能力,有序扩大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主要目标

——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势,进一步打通市场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市场主体壮大、供给质量提升、需求优化升级之间的通道,努力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扩大市场规模容量,不断培育发展强大国内市场,保持和增强对全球企业、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力行简政之道,坚持依法行政,公平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

——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完善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的体制机制,支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

——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二、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

(四)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体系。健全统一规范的涉产权纠纷案件执法司法体系,强化执法司法部门协同,进一步规范执法领域涉产权强制措施规则和程序,进一步明确和统一行政执法、司法裁判标准,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及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推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调解的对接机制。

(五)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研究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依法开展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全国统一的登记注册数据标准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行业字词库,逐步实现经营范围登记的统一表述。制定全国通用性资格清单,统一规范评价程序及管理办法,提升全国互通互认互用效力。

(六)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健全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加快推动修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研究重点领域和行业性审查规则,健全审查机制,统一审查标准,规范审查程序,提高审查效能。

(七)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编制出台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完善信用信息标准,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以信用风险为导向优化配置监管资源,依法依规编制出台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将失信惩戒和惩治腐败相结合。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加快推进社会信用立法。

三、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广标准化托盘带板运输模式。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支持数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台建设,推动第三方物流产业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促进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加强应急物流体系建设,提升灾害高风险区域交通运输设施、物流站点等设防水平和承灾能力,积极防范粮食、能源等重要产品供应短缺风险。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交通运输设施跨区域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区域联通、安全高效的电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

(九)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统一产权交易信息发布机制,实现全国产权交易市场联通。优化行业公告公示等重要信息发布渠道,推动各领域市场公共信息互通共享。优化市场主体信息公示,便利市场主体信息互联互通。推进同类型及同目的信息认证平台统一接口建设,完善接口标准,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高效使用。依法公开市场主体、投资项目、产量、产能等信息,引导供需动态平衡。

(十)推动交易平台优化升级。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研究明确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体系的标准和方式。坚持应进必进的原则要求,落实和完善“管办分离”制度,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覆盖范围扩大到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各类公共资源,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积极破除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区域壁垒。加快推动商品市场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鼓励打造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加快推进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交易规则。鼓励交易平台与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合作,依法发展涵盖产权界定、价格评估、担保、保险等业务的综合服务体系。

四、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十一)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

(十二)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依法发展动产融资。强化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统筹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选择运行安全规范、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推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债券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发展供应链金融,提供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健全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行顺畅的监管体系,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十三)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鼓励不同区域之间科技信息交流互动,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加大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力度。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十四)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在有效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前提下,结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全国能源市场建设。在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基础上,健全油气期货产品体系,规范油气交易中心建设,优化交易场所、交割库等重点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油气管网设施互联互通并向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稳妥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统一的天然气能量计量计价体系。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研究推动适时组建全国电力交易中心。进一步发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作用,推动完善全国统一的煤炭交易市场。

(十五)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交易监管机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探索建立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市场交易、纠纷解决、配套服务等制度。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五、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十六)健全商品质量体系。建立健全质量分级制度,广泛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升级行动,加强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化质量认证制度改革,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检验检测业务,探索推进计量区域中心、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建设,推动认证结果跨行业跨区域互通互认。推动重点领域主要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互认,实施产品伤害监测和预防干预,完善质量统计监测体系。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进一步巩固拓展中国品牌日活动等品牌发展交流平台,提高中国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

(十七)完善标准和计量体系。优化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结构,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整合精简。强化标准验证、实施、监督,健全现代流通、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储能等领域标准体系。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推动制定智能社会治理相关标准。推动统一智能家居、安防等领域标准,探索建立智能设备标识制度。加快制定面部识别、指静脉、虹膜等智能化识别系统的全国统一标准和安全规范。紧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需求,突破一批关键测量技术,研制一批新型标准物质,不断完善国家计量体系。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提高标准制定修订的透明度和开放度。开展标准、计量等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化建设,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形成。

(十八)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快完善并严格执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推动跨国跨地区经营的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统一便捷的售后服务,进一步畅通商品异地、异店退换货通道,提升消费者售后体验。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优化消费纠纷解决流程与反馈机制,探索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部门间衔接联动机制。建立完善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促进消费纠纷源头治理。完善服务市场预付式消费管理办法。围绕住房、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重点民生领域,推动形成公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事项清单,完善纠纷协商处理办法。

六、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十九)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行政立法工作,完善市场监管程序,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对食品药品安全等直接关系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点领域,落实最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责。对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娱乐等新业态,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统一公正监管,依纪依法严厉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强化重要工业产品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建立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形成政府监管、平台自律、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新模式。

(二十)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推进维护统一市场综合执法能力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量。强化部门联动,建立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统筹执法资源,减少执法层级,统一执法标准和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减少自由裁量权,促进公平公正执法,提高综合执法效能,探索在有关行业领域依法建立授权委托监管执法方式。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发布统一监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积极开展联动执法,创新联合监管模式,加强调查取证和案件处置合作。

(二十一)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方式,加强各类监管的衔接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提升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网络交易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重点产品追溯等方面跨省通办、共享协作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域网络监管协作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商会、新闻媒体、消费者和公众共同开展监督评议。对新业态新模式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及时补齐法规和标准空缺。

七、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二十二)着力强化反垄断。完善垄断行为认定法律规则,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反垄断审查制度。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加强对金融、传媒、科技、民生等领域和涉及初创企业、新业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垄断风险识别、预警、防范。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电网、油气管网等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加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原始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十三)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市场主体、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全链条竞争监管执法,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治理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共享、协作联动机制,提高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协调性。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移送、执法协助、联合执法机制,针对新型、疑难、典型案件畅通会商渠道、互通裁量标准。

(二十四)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指导各地区综合比较优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防灾避险能力等因素,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力戒贪大求洋、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建立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及时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对新出台政策严格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加强地区间产业转移项目协调合作,建立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分工进一步优化。鼓励各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法开展招商引资活动,防止招商引资恶性竞争行为,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投资。

(二十五)清理废除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要求企业必须在某地登记注册,不得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或迁移设置障碍。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以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不得以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准入障碍。不得在资质认定、业务许可等方面,对外地企业设定明显高于本地经营者的资质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评审标准。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政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准,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以及提供证明等,不得搞变相审批、有偿服务。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二十六)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制定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制度规则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核。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严禁违法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零部件、原产地、供应商,不得违法设定与招标采购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等。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设定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以排斥、限制经营者参与投标采购活动。深入推进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加快完善电子招标投标制度规则、技术标准,推动优质评标专家等资源跨地区跨行业共享。

八、组织实施保障

(二十七)加强党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大市场,畅通大循环,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二十八)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探索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南,对积极推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突出成效的地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动态发布不当干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清单,建立典型案例通报约谈和问题整改制度,着力解决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当市场干预和不当竞争行为问题。

(二十九)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三十)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不折不扣落实本意见要求,对本地区本部门是否存在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开展自查清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强化跟踪评估,及时督促检查,推动各方抓好贯彻落实。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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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上的卡哈马卡,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仅仅率领168名西班牙士兵,就俘虏了拥有8万士兵的印加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为什么在如此悬殊的人数对比下,印加帝国仍然输掉了战争?

这一历史现象在贾雷德·戴蒙德看来,关涉一个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现代世界,是什么导致了不同民族间的发展差异?为什么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呈现出当今的格局?“为什么发明枪炮、挥舞利剑、策马奔驰的不是印加人?为什么不是印加人把难以抵抗的恶疾带到欧洲?何以印加人不能打造出坚船利炮,拥有先进的政体和长达数千年的书写历史?”为了解答这些困惑,戴蒙德完成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一巨著。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译者:王道还 廖月娟,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月

在解释世界各民族发展差异现象时,已有的研究会更加关注种族智力、灌溉系统等因素。戴蒙德认为,种族主义和基因决定论缺乏必要的史实支持—“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相反,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案例里,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来自四大优势。第一是军事技术优势,即“枪炮”。西班牙人拥有钢刀大炮、护甲和马匹,比之印加帝国以石头、青铜棍和木棒为武器的军队,拥有巨大的优势。第二是病菌,入侵民族带来了杀伤力更强的病菌,他们自身却具有更强的免疫力,疾病的传播又导致了被入侵部落内部的分裂。早在1492年以前,95%的美洲土著是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杀死的。在美洲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1713年欧洲移民把天花带到了南非,1788年英国人把传染病带到了澳大利亚,杀死了大批土著。第三是中央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的统一使得航海这种需要资金、技术、人员、装备的活动成为可能,发达的航海技术又使欧洲民族掌握了侵略的主动权。第四,文字也是造成民族差异的重要因素。西班牙人因为拥有文字,航海的书面记录激发起后来的探险者的兴趣,也为他们提供了经验指导;印加帝国缺乏文字,也就缺少关于欧洲殖民者的情报,在信息传播的能力上也落后很多。

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但是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非终极因,继续向上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由于那些终极因在各大洲上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故而各大洲上的征服近因也有不同的发展”。

为什么食物生产是其中的终极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靠狩猎—采集来获得食物,只是在过去的11000年里,人类才开始转向食物生产。有的族群从来没学会过食物生产;在懂得食物生产的族群里,有的是自己独立发展出的食物生产(如中国人),而另外一些族群则是靠其他地方传播而来(如古埃及人)。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民族能否或者什么时候变成农民和牧民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命运。

在此,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言之,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食物生产起源的地理差异,以及食物生产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生产这一终极因进一步导致了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经常从历史视角审视人类不平等、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

首先,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以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对比为例,欧亚大陆为东西主轴,东西宽度始终如一;美洲大陆是南北主轴,在中美洲陡然收紧。太阳辐射是地球气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纬度间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比不同经度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同时,美洲大陆适宜生产生活的地区分布不均,会被一些既不适于食物生产也不适于发展密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地质、海洋资源、地形破碎和隔离程度等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两个大陆社会发展的差异。

在植物方面,人类族群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需要历经漫长的岁月。食物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劳力和时间分配的不同决定叠加的结果,伴随着气候的变化,获得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减少,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如果再加上采收、加工、贮藏技术的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发展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驯化植物:“栽种植物,(有意或无心)使它们发生遗传变化,变得对人类食用者更有用。”

相较而言,欧亚大陆更易发展出农业食物生产,而美洲大陆面积较小,可驯化的植物资源在所有植物种类中本就属绝对少数,再加上由于缺乏畜牧业带来的动物粪便肥力和播种脱粒动力,而只能人工点种、撒播,使植物驯化、种植相对困难。同时,不同地理和生物环境使得不同民族得到的野生动植物组合也不尽相同。动植物组合的某些特点,如更高的生物多样性、更多的一年生植物等,可以有助于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更稳定地生产粮食;如果某些民族获得了这些组合,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开始驯化植物并发展食物生产,又反过来使植物向更易驯化的方向进化,最终获得较高的食物生产发展水平。

随着人们从迁徙到定居,从采用原始技术到掌握更精致的技巧,能够驯化的植物种类也不断增加。戴蒙德通过实证研究,对比论证了驯化动植物的能力与人种无关。植物的驯化能力取决于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只有这种模式能够产生相对于纯粹采集的额外收益,弥补转变生产方式的机会成本。

在动物方面,动物的驯化机会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依赖动物自身的属性:“能驯化的动物都是相似的,驯化不成的动物各有各的原因。”戴蒙德发现,欧亚大陆的环境提供了更多可供驯化的食草性哺乳动物,而这类动物既可以用于食物生产,又可以作为食物来源,更可以作为粮食的运输工具。一种动植物在某一地区接受驯化之后,就会迅速在气候和环境相似的地区传播开来,当地的居民则不必重新驯化类似的野生品种,从而能够更快地发展食物生产。因此,相比纬度差异较大的美洲和非洲,欧亚大陆的食物能够迅速在同纬度地区传播,这些地区的气候更加相似,因此欧亚大陆的民族可以更快地发展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占优势的民族,显然会带来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的增加会带来三方面的主要影响。第一,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可采用的发明创造、互相竞争的社会,以及更大的使用和保有发明的压力,这些都为包括金属冶炼、军事、动力机械、航海造船等方面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第二,更多的人口加上相对稳定且有所富余的粮食储备,能够养活一批不事生产的人员,负责管理、技术研究类工作,职业军人以及具有统治权威的官员和君主也因此出现了;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大的竞争,竞争之下失败者或者被杀死,或者成为奴隶,从而促使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制度成形。这种规模较大、人口稠密、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组织有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组织征服战争至关重要,美洲大部分地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家畜饲养带来了新的病原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传染源,密集的人口又为疾病传播创造了机会。欧亚大陆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因祸得福,获得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抵抗力。

戴蒙德指出,这三点在欧洲对美洲的入侵中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金属冶炼、军事、机械技术的发展使得欧洲的军事装备和力量远远超过美洲,武器在欧洲人初达美洲时形成了震慑;航海技术使欧洲人可以到达美洲,而美洲人则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更严密的政治组织和专职军队使欧洲获得入侵、征服的力量,并得到全国性的统一支持;美洲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对松散、力量薄弱、不成熟,缺乏组织反抗的能力,当领导者缺位时变得异常脆弱。此外,文字最初主要服务于专门的政治人才,这一需求促使欧亚大陆部分地区形成文字,发挥记录、传播的功能,帮助欧洲人获得更多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认识,以及对不同地区状况的了解,军情的探查和汇报也为入侵和征服增加了很大胜算。传染病的洗礼则使欧洲人具备了对这些疾病较强的抵抗力,进入美洲后,他们携带的病菌在缺乏抗原的美洲原住民中肆虐,尤其是天花病毒,在西班牙人1520年入侵时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并直接杀死了称帝没多久的蒙提祖马二世。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播。例如,以南北为轴线的美洲和非洲大陆比起以东西为轴线的欧亚大陆,人类社会之间、动植物物种之间的交流所受到的环境阻力都大很多。在欧亚大陆上可直接挪用的技术和物种资源,在美洲和非洲大陆上则可能受到气候的限制,需要因地制宜重新改进或无法挪用。此外,在美洲大陆上大多数掌握文字的社会并非自己独立创造了文字,而是依靠“蓝图复制”、向邻近社会借用等方式获得,但是与文字中心的距离和地理阻碍又使得美洲社会拥有文字的难度增大。另外,由于地区间的社会相对独立,竞争压力较小,外来威胁少,现有技术即可维持生存需要,对技术的需求也因此相对较小,研发动力不足。技术、作物、文字都是造成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社会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此外,戴蒙德对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更早开始食物生产、早期优势更显著的肥沃新月地带或中国实现征服进行了简要解释。戴蒙德认为,肥沃新月地带所在的地中海地区自然环境较为脆弱,在修建汉志铁路时,树木遭到大量砍伐从而导致脆弱的绿洲变成不可修复的沙漠,失去了原有优势。中国的海岸线相比欧洲较平直,除西南部青藏高原外少有难以逾越的高山,因此形成了更稳定的大一统政权。然而,中国在经济生产、航海技术上本处于优势地位,但远航活动不断受到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拦阻,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中国的航海活动过于轻易地彻底被中断。同时,中国与欧亚大陆上其他文明国家之间距离较远,相对孤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

总而言之,在戴蒙德看来,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不同民族的食物生产,而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与人口密度的增长相互促进,生产劳作日渐复杂,集约化的食物生产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因此,在食物生产方面占优势的民族,就会在病菌、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等方面占优势,进而能轻易地战胜在食物生产上居于劣势的民族。由此,民族间产生出不同的发展情况和文明道路。

在书中,戴蒙德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族群、部落、酋邦、国家。族群和部落体现出“平等主义”的社会,没有正式的社会等级,权力运行也是非正式的。随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生产和人际关系复杂化,拥有对武力独占权的酋长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得以管理:“人类开始学习面对陌生人的第一课:如何面对经常遇见的陌生人,不互相残杀?”此时,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也开始得到区分。酋长作为公权力的雏形,同时扮演着保护者与掠夺者的角色。酋邦进一步扩大,国家形成,以地域而非族群界限划分管辖领地,行政管理层更加分化,制度也走向正规化。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社会想要实现从原始酋长部落到国家的质的跨越,意味着必须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其中,人口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根据。

前文已讨论过人口增长如何与食物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组织食物生产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而食物生产与储存又要求一种定居生活,定居无疑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固定化创造了条件。结果,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冲突、政治决策、经济发展和空间扩张,就要求复杂的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存在。统一的政府由此建立,为了强化政府的合法性,有组织的宗教也建立起来,并带来了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种族对病菌的免疫力增强,政治组织越发复杂,文字体系形成,技术也不断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占尽天时地利的民族能够抢占先机,取得世界形势中的优势地位,并可能实现对其他民族的征服。

按照戴蒙德的观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范式框架阐明了各民族文明发展差异的关键,但这种解释的逻辑链还缺失了关键的一环—仅看到作为解释支点的几个因素,却没有指出这些关键因素以何种机制在各大陆之间配置,从而一步步导向了民族之间相异的权力格局。

对于这种寻找普遍模式的努力,戴蒙德做出了一些辩解。历史系统有其终极的确定性,即历史发展有基本的规律可循;历史系统也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亦即这一规律适用的条件是不可预测的。借此,戴蒙德否认自己的理论为“地理决定论”,声称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不过,依旧不可否认的是,戴蒙德在这本书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逻辑思路对我们透析历史给予了巨大的启示。

在他之后出版的《崩溃》(2005年)、 《 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年)、《剧变》(2019年)等著作中,戴蒙德依旧从宏观历史比较视角出发,探讨不同国家迥异的发展轨迹和共性的周期性危机。其中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就是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提出的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互动的假设。

“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本文摘自《枪炮、病菌与钢铁》解读别册,经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

作者|严飞(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摘编|张婷

编辑|走走

导语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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